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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“瓷”小!元世祖、元青花、元釉里红

2021-12-03已围观来源:互联网编辑:女人之家

元世祖、元青花、元釉里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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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石禄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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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1年,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,登上了大蒙古国的大汗之位。而蒙哥汗的三弟,36岁的忽必烈,也由此得到了重用,掌管大汗辖制下的各处汉地事务,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

忽必烈和蒙哥汗的父亲托雷,即成吉思汗的第四子,在金庸的笔下(《射雕英雄传》),作为郭靖的结拜兄弟,博得了很多读者的喜欢。这也让很多读者对托雷产生了一种错觉,认为他对当时残存于南方临安(今杭州)周边的南宋社会相对友好。

或许冥冥中真有因缘巧合吧,托雷的第四子忽必烈,倒是真的对汉文化兴致浓厚,他不但掌管汉地事务,而且结交的朋友也多为汉人。像理学大儒窦默、姚枢,以及儒学知识分子刘秉忠、张文廉等人,都是忽必烈王府中的常客。

忽必烈的汉人知识分子朋友圈,经常应忽必烈的请求,给他宣讲儒家道义、治国之道等。这为忽必烈将来登上大汗位后改蒙为元,推行汉文化以治国齐家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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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,汉文化不光有儒家理学,还有唐宋以来的瓷器文化,也让来自草原的忽必烈如痴如醉——这种精致的器物美学让他心生钦羡:“这才是天底下真正的美物。”

一方面,忽必烈从骨子里崇拜祖父铁木真的暴力美学,认为大丈夫就要征战四方、降服天下,所以他为蒙哥汗出生入死,率领铁骑南灭大理国、征服越南,北战金国残余势力,东征日本等,这些事他全干过。就算对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,忽必烈也毫无心软的余地。

但另一方面,在儒学文化和汉人朋友圈的影响下,忽必烈也认为,若要社会秩序井然、以和为贵,就必须用汉文化的方式治理天下;若要让个体生命活出质感,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,就要让瓷器文化、丝绸、茶叶这种精致生活标配品,延续下去并流行开来。

1260年,五十六岁的忽必烈接替死去的蒙哥汗,成为大汗。但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不像传统蒙古大汗的大汗。他不但主张蒙汉融合,而且鼓励蒙古族人主动学习汉文化,让汉文化重新成为社会主流文化。

一时间,四书五经重新占据文化制高点;汉字小说、戏曲、诗词争奇斗艳,活色生香;瓷器艺术、瓷器工业全面复苏,并在唐宋基础上不断升级、进化。

1271年,随着游牧铁骑攻入临安,眼看南宋政权的根基只剩一个转至崖山、名存实亡的流亡小朝廷,由一个统一天下的新政权替代宋制社会已是必然之势,忽必烈干脆改国号为元。

至此,一个以蒙古皇室、贵族为统治阶层,以汉儒文化为意识形态主流延续的新朝代——大元,宣告形成了。

南宋最终覆灭于崖山海战,固然令人伤感痛惜,但站在大历史的角度看,时代的车轮已经滚到了元代这一幕,不可阻挡亦不必强留过往。

世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,千百年世代传续的汉文化和中华文明,在元代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断代打击,虽然有一些毁损,但也新生了不少枝叶与蔓藤。

其中,从藏家的角度看,唐宋以来的瓷器文化,在元代基本得到了还原与继承,并在此基础上,形成了璀璨耀眼、境界至臻的元青花和釉里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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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3年,忽必烈听从由僧人还俗的前汉人朋友、今心腹大臣刘秉忠的建议,将元朝都城从和林(位于今蒙古国境内)迁往大都(今北京市)。

为了便于叙述以及还原忽必烈作为元朝开基人的历史贡献,下文将以元世祖皇帝替代称呼忽必烈。

将都城设定在远离草原和沙漠的北京,意味着元世祖下决心要冲破游牧文明的藩篱,全面拥抱更有历史张力的中原文明和汉文化。他不但按秦汉以来的吏制惯例设立朝廷体系,还全面复苏或宣扬各种儒文化。

其他的方面不赘述,本文旨在说一说元世祖对元代瓷器文化尤其是元青花、元釉里红的促进作用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元世祖虽然将国度迁到了北京,但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两样东西:一是蒙古游牧民族对西域陆地的控制力或影响力,毕竟铁木真曾经从这里一路远征,跨过泛波斯地区,打到了今天的欧洲;二是游牧民族不戍边的传统。这两样东西,对元代瓷器的贸易与发展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宋代瓷器外销,主要是通过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完成;而到了元代,瓷器外销路线兼具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域陆地丝绸之路。尤其是一路向西拓展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,将元代外销瓷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波斯地区(今伊朗一带),更远的甚至抵达欧洲。

在古代社会,因民间条件有限,跨越重洋的海上瓷器贸易,只能由官方或大型贸易机构的船队才能完成。而在陆上丝绸之路,元代民间商贸力量就能实施瓷器外销——这要得益于元代边境自由(不戍边),以及蒙古游牧民族在西域及至波斯地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(可确保货物安全)。

因此,在海陆两路瓷器外销的刺激下,元代瓷器的发展突飞猛进,民间瓷窑开足马力,将产能提至最大,仍能畅销一空。从境内的今甘肃、青海、新疆,到境外的泛波斯地区,广大穆斯林(时称回回人)贵族对汉文明的结晶——瓷器,十分迷恋。

当然了,元朝作为蒙古皇室、贵族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一统社会,这一时期的瓷器文化或多或少也带有游牧文明的特色。蒙古人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、征战四方的铁骑,他们崇尚的是蓝天、白云那种自由的气息,因此元代瓷器偏爱以白和蓝为基础色。

元 蓝釉白龙纹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譬如:唐宋时期以窑变万彩为特色的钧窑瓷,到了元代,胎体主要呈现月白色和蓝灰色,迎合了蒙古贵族怀念蓝天、白云的人文气质。

又如:龙泉窑胎体不似前朝细腻,而以粗厚、坚实为特征,反映了蒙古贵族粗犷的性格;胎色也呈白灰相间。蒙元贵族的家乡情怀,在瓷器中一览无遗。

此外,磁州窑也讲究在胎体表层施白色化妆土,釉色白黄相间,颇有白云悠悠、天地玄黄的意境。

元代磁州窑人物诗文盖罐

而在前述窑瓷之外,元代瓷器最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创造,当属元青花、釉里红的惊艳天下。其间,元世祖本人的历史推动作用不可磨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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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274到1281年,元世祖两次派军东征日本,但都无功而返。这两次军事尝试,是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之孙,基因里固有的征服欲之体现。但接连的失败,让元世祖对继承成吉思汗的征服本能,产生了动摇。

或者说元世祖本性并不好战,他只是为了显示对祖父的崇拜,下意识地“逼迫”自己变成跟成吉思汗一样的人。但征服异邦的失败结果,让元世祖有了不再跟自己较劲的理由。

就在这时,元世祖深爱的妻子去世了,他觉得世界坍塌了一半。军事冒险、大开大合的铁骑征服之念头,从此在他的心头抹去。有生之年,治理好内政、创造大元文化繁荣、享受生活,成为元世祖的目标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元世祖开始亲自关注瓷器的烧制,他下令在景德镇设置了大元唯一的官窑管理机构——时称“浮梁瓷局”

元代“浮梁瓷局”旧址

有了元世祖的关注,景德镇的瓷业匠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,他们决心要创新景德镇窑瓷,烧制出能令元世祖本人眼前一亮的瓷器来。

经数百年发展,景德镇的瓷器技术已经出现了定型的迹象,瓷匠绞尽脑汁:如何才能突破、创新?取悦大元贵族的蓝天、白云主风格和大方向,是业已既定的,创新只能在此基础上突破!

前文说过,元代瓷器贸易从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打开了一闪自由的大门,境内境外的“回回人”都热衷于瓷器买卖,小商小贩、贩夫走卒活跃其间。

说不清何时、何地、何人,反正一次偶然的机会,元代波斯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矿石颜料,在你来我往的瓷器贸易中传到了元朝社会,交到了景德镇瓷匠的手中。

苏麻离青,又叫钴料,是一种原产于波斯的矿颜料,十分适合用于绘制青瓷图案,由此在窑温1200℃左右烧制出来的瓷器,青花发色惊艳,表面再罩上一层透明釉,有大美意境。这种青花釉下彩,深度契合了大元贵族崇尚的深蓝、大白的草原天空意境。

苏麻离青是元青花的身份证

瓷器釉色原理,简单地说,将矿石颜料绘制于瓷器表面,钴成分发青色、锰成分发灰、铁成分发黑、铜成分发红。

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,含钴量高、锰成分低,所以青花发色亮而艳;而青海、甘肃等地盛产的青花颜料,含钴料低、锰成分高,所以青花发色偏灰。

两者相比,高下立判,不用说大元贵族,即便是元朝普通百姓也更喜欢青花惊艳的青瓷。由此,景德镇瓷匠们纷纷采用进口苏麻离青作为高等青料使用。

但外来的青料毕竟难得,数量有限,久而久之,唯有元朝官方瓷器监督机构“浮梁瓷局”监制的青瓷才有资格使用苏麻离青料。因此,使用波斯青料并留存至今的元青花瓷器,数量十分有限。

△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,为国宝级文物,是南京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,中国瓷器三绝之一。

到了明代中后期,因为中外贸易受限、波斯青料矿山停产等原因,苏麻离青料几乎在中国绝迹了。因此,使用波斯青料烧制除了的明青花瓷器,以永乐、宣德青瓷为主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不管怎么说,广受后世追捧的波斯青料绘制的青花瓷,始创于元代至元年间,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过问的景德镇“浮梁瓷局”监制的年代。元青花釉下彩,是元代瓷器艺术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元青花御用瓷器,崇尚在青瓷表面绘制儒家文化中的历史典故人物,深刻反映了元世祖推崇汉文化、推广汉文化的历史事实。譬如,鬼谷子下山、萧何月下追韩信、三顾茅庐、昭君出塞等,都是元青花中常见的主题图案。

元代青花瓷罐“鬼谷子下山”

“昭君出塞”罐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

此外,使用氧化铜为着色颜料并施以透明釉的釉里红瓷器,也是在元代中期扬名天下的。因此,这种始创于元代、惊艳于明代的釉里红瓷器品种,常被称以“元釉里红”,跟元青花享有同等历史待遇。

元代釉里红转把杯

需要指出的是,氧化铜的色彩还原,极度依赖于窑温控制,凡是窑温不在1250—1300℃之内,色彩还原就不再是纯正的红色。亦因如此,元釉里红烧成的成品数量极少,传世品更是少之又少,十分珍贵。

元代瓷器艺术尤其是元青花、元釉里红的惊艳历史,让推崇汉文化、推动瓷器艺术发展的元世祖忽必烈,也在中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。